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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而微的事实,则是树木。它的组织精神,十分值得我们重视。首先必须避免上侵下职,以免主管劳累,而部属却有力使不出来,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。于是员工就要以具体的行动,来安上级的心,使主管敢于放手让部属去做事。部属还应该对上司有信心,让职位愈高的上司,拥有愈大的弹性,却不视为特权而加以制衡。组织内部,固然要像树一般互依互赖,对外的策略联盟,也应该保持委曲求全的心态,缔造合中有分,而分中也有合的关系。把组织看做人员和工作的结合,也就是人和事的配合。既然以人为主,就必须因人设事,不必因为西方人重视因事找人而有所避讳。只要找对人,变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这种观念,使我们怀疑法的公信力;而事实证明,不合法的事情,找对人之后,往往就地合法,令人不得不相信,自古以来的传言十分正确。组织的观念,来自多数人联合起来,以制驭多数动物,或者生产更多食物,以及有效地抵御来侵的野兽或生人。同类合作,实在是组织的最初动机。马来西亚云顶国际学校中国人的分层负责,并不是“依据自己的权责范围,来克尽自己应尽的责任”。我们的分层负责,应该是“按照上级的‘经’,来衡量自己的‘权’”。“经”表示原则,“权”代表权宜应变。部属处理事情,最好依照上司的原则,然后视实际情况而应变。

马来西亚云顶国际学校中国式管理之所以将管理与伦理结合在一起,便是看出依理应变,非注重伦理不能收到合理的效果。当今民主潮流,忽视伦理的存在,年轻人不懂事,反而说话比较大声。衡情论理,不但浅薄化而且庸俗化,可见一斑。年轻的大学教授居然在媒体上公开宣称道德良心已经起不了作用,而主持人也居于平衡报导的立场,一再邀约其登台献丑,即为理不易明的一种恶果。除了分工以外,中国人的“分”,特别重视“位”的“区分”,那就是亲疏、上下、尊卑、贵贱的不同。这种职位、地位的差异,构成我们的伦理。中国人讲阴阳,很简单的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,轻易地破除了二分法的思考障碍。阴阳并不代表两种不同的东西,它不过是“一”的不同变化。阴可以变阳,阳也能够变阴,一切无非是阴阳消长的结果。由于阴阳消长的动态表现,使得宇宙万象,时刻都在变易,也助长了中国人脑海中“不一定”的观点。“不一定”如果和“一定”相对待,那就是二分法的思考,因此中国人的“不一定”,实际上包含了“一定”在内,而一定的时候,也会有不一定的可能性,可见中国人的不一定,其性质也相当不一定。

瀑布由天而下,势不可当,向下冲击的力量,相当巨大而可怕。中国人最知道造势的功能,可以说一抓住机会,便要造势。只要造势成功,到了势大力大的时候,予取予求,似乎是举手之劳,丝毫不费劲。形势比人强,应该是中国人从水的表现所体悟出来的道理。时机固然重要,可惜只能等待而难于创造,往往可遇不可求。情势却能够由自己来创造,只要造得出来,英雄不怕出身低,照样可以大声说话,展示威力。现代人的思维法则,受到西方的影响,喜欢采用“二分法”。把一件事物加以分析,“分”成两个不同的部分,再从中选择其一,作为答案。看起来清楚、明确,好像是非十分明白,而且简单明了。例如唯心、唯物的争论,便是将本体分析再分析,结果产生“唯心”和“唯物”这两种不同的主张。哲学家如果从二中选一,那么不是唯心论者,便成为唯物论者。西方的管理,沿用这种思维法则,把人“分”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;将管理的气氛划“分”为人治和法治。中国人的交互主义,一切将心比心,彼此彼此。上司既然尊重部属,部属也就应该为上司设想。这样一上一下,问题已经化解了一大半了。马来西亚云顶国际学校中国人的思维法则,本来不应该如此。由于太极的启示,中国人擅长在“一分为二”的分析之后,“把二看成三”,在相对的两端,找出中间的灰色带,也就是二“合”为一地把两个极端的概念统合起来,形成第三个概念。

保护自己,具体的表现为守法、守纪、守分。可见认为中国人缺乏法纪精神,没有养成守法的良好习惯,根本就是一种错误的见解。不幸现在研究中国民族性的人,却大多持有这种看法。我国兵法的特征,便是运用“治水法”来作战。孙子一定比较过鲧和禹这父子两人的不同治水方法,鲧所用的是“硏”和“障”。硏便是“堵塞”;“障”即为“防堵”。用堵塞或防堵的方法来治水,一方面要堵塞洪水的满溢,另一方面还得巩固堤防。结果洪水的力量很大,仍然冲破堤防,淹没了广大的土地。帝尧时期,鲧治了9年的水,因失败而被处死刑。有“组织”,便应该“分工”。分工事实上是一种“分”,把每一个人的本分工作,详实而明确地列举出来。这种“数量”上的分工,经常出现“许多三不管地带”,难以达到“合作”的整体性。于是在列举各条本分工作之后,加上一条“其他”,作为“性质”上的分工,使大家在心理上有充分的准备,任何三不管地带,都是人人有责的其他范围,必须机动调补,以维护“和合为一”的整体性。25.志同道合的同仁,由于人心善变,不久之后,可能变成志不同、道不合。各种内外环境的变数,更是随时出现。中国式管理主张依理应变,凡事依据原则,却因人、因事、因时、因地而应变,以求合理。

第四次在公元14世纪,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,十余年间,推翻元朝蒙古人的统治,恢复中华王朝。其创业之艰难、胜利之快速,在中国历史中,仅有这一次。他以家族道德为中心,再兴汉族,造成汉族的中兴大业。中国人奉行交互主义,在美国老板的领导下,尽量依照美国式管理而行;在日本老板的主持下,充分依据日本式管理来因应;回到中国老板的公司,马上用中国式管理来互相感应。中国人擅长入乡随俗,适应力极强,步伐调整得十分快速,应该是拜交互主义之赐,一切视情势的变迁而转移。那么,我们的成果,是来自美国式管理吗?老实说,有很多经管者,完全是土法炼钢,也照样赚钱、照样立业,问他是怎么管理的?他会说:“多半是东听西听,加上自己的想法,凑合起来的。”中国人仿效神对人不言而教,以实际行动作为普渡众生、救苦救难的精神,用“感应”来影响其他的人。我国文化源自易经,周易是儒、道两家的共同思想渊源。易经披上神秘的外衣,只是“借宗教的力量来弥补道德的不足”,实际上仍以“明象位、重德业”为主,教人先正己而后正人,先修己然后才谈到安人。孔子不主张怪力乱神,却依然断言“获罪于天,无所祷也”。可见“在天命所归的范围内努力奋斗”,同时“以道德良心来抉择决策”,使得中国人的人际关系,以顺天应人和敦亲睦邻为重心,产生了“敬畏天命”和“近悦远来”的管理方式。

孔子教导大家“三十而立”,其实是希望大家不要太早确立原则,以免在弄不清楚道理的真相之前,便把原则确立下来,害人害己。一个人15岁时,能够立志向学,抱定“学则不固”(学习的目的是多发现一些可以参考、选用的代替性方案,使自己更加不固执)的态度,一直到30岁时,博学多闻,还要防止“不求甚解”的缺失,才能够立下原则,以收“择善固执”的效果。从“不固”到“固执”,成为个人修养的必经过程。这中间的时间、空间因素,必须仔细把握。因为任何原则,都会因时、因地而变通,以至看起来每一次的表现都不相同。第四次在公元14世纪,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,十余年间,推翻元朝蒙古人的统治,恢复中华王朝。其创业之艰难、胜利之快速,在中国历史中,仅有这一次。他以家族道德为中心,再兴汉族,造成汉族的中兴大业。马来西亚云顶国际学校25.志同道合的同仁,由于人心善变,不久之后,可能变成志不同、道不合。各种内外环境的变数,更是随时出现。中国式管理主张依理应变,凡事依据原则,却因人、因事、因时、因地而应变,以求合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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